【经济界面】

　　在长江干流和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等长江上游主要支流上，昔日穿梭如织的渔船已经绝迹。今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已按期实现全面禁捕；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支流(“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将实行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

　　面对长江已经“无鱼”的窘境和日益恶化的生态，十年禁捕堪称保护长江的百年大计。目前禁捕退捕进展如何？如何提升长江流域渔政执法监管能力，确保史上最严“禁捕令”落实落地？怎样彻底斩断市场销售产业链，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记者为此进行了调研。

　　1.雷霆出击，确保“清船”“清网”“清江”“清湖”

　　【案例】

　　11月30日上午10时许，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这是武汉禁捕后首次在长江放还鱼。13天前的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武汉首批违禁捕鱼案，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宗为被告人熊某、胡某2人两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被渔政人员截获；一宗为被告人汪某在长江电捕鱼5.65公斤，被民警抓获。

　　据介绍，这批鱼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是长江原鱼种。还鱼入江，相当于送鱼“回家”。

　　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早在18年前，原农业部就开始在长江中下游试行每年3个月的春季禁渔。今年起，这一“禁渔令”升格为史上最严的十年禁捕。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史上最严“禁捕令”的执行，成为沿江各地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一次绝佳契机。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李埠镇龙洲村村民陈中国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长江禁捕后，他上交了渔具、渔网、渔船，成为全村最早一批主动上交渔船的渔民。“为了子孙，想得通也放得下。”陈中国说。

　　荆州市长江禁捕办公室主任黄君介绍，长江禁捕以来，荆州对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渔船，率先探索对其标识管理、使用审批、涉案倒查。全市25202艘“三无”船舶，已上岸封存82艘、标识管理5483艘，剩余19637艘全部拆解。目前，这一机制已在湖北省推广实施。

　　“最严禁令”之下，禁捕起步就是攻坚。面对48.5公里长江岸线，境内拥有滁河、马汊河等长江支流，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禁捕压力不小。为了强化执法效果，江北新区农业执法大队自制“清网神器”——铁钩，用来拉拽藏在水下的违规渔具，执法大队人员称之为“农执1号”。

　　鄱阳湖水域辽阔，保护区监管、渔政执法任务重、责任大。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统筹资金1500万元试点建设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监管系统，在保护区等重点水域、渔港码头安装布设38个热成像双光谱及高倍数红外摄像头，实现场景可视化、监控自动化。

　　长江口是长江最重要的鱼类洄游通道和繁殖栖息地，生态地位非常重要。为巩固和扩大长江禁捕退捕成效，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通告，设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将长江口禁捕范围向东海域扩延，引导原在长江口扩延禁捕区内作业的海洋渔船实施减船转产或调整作业海域，合理压减禁捕边界线以外海域渔船作业规模。

　　禁捕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有所恢复，禁渔效果初步显现。监测数据显示，全面禁捕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赤水河鱼类资源明显恢复，多样性水平逐步提升。全面禁捕后，洞庭湖、鄱阳湖枯水期的长江江豚出现频次由禁捕前的年均916头次增加至1223头次。根据监测，2020年5月，鄱阳湖长江刀鲚单网次平均捕获量约为2019年的25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逐步提升。

　　2.转产“上岸”，破解“越捕越穷”困局

　　【案例】

　　前不久，四川南充市46岁的渔民陈志德将退捕转产补贴投到与朋友合伙开的南充志德打捞有限公司，先后中标嘉陵江顺庆段和高坪段的江面漂浮物打捞工作，从一名捕鱼人变为清漂人。在湖南浏阳，渔民们合伙成立了湘卫河道清理有限公司，承接了浏阳河普迹段的河道保洁和垃圾清运业务，吸纳了多名上岸渔民加入其中。

　　陈志德是长江禁捕涉及沿江14省市需转产安置保障23万多名退捕渔民的典型代表。

　　“曾经，长江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说，实施长江禁捕，既是破解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生物多样性不断降低的生态困境的客观要求，也是打破原来“一家一户”分散的竞争式捕捞导致的“公地悲剧”，改变渔民“下水无鱼、上岸无地”生计困境的有效途径，是为渔民长远利益谋划。

　　禁捕之后，如何妥善做好渔民转产安置，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成为十年禁捕令更大的民生考量。